吐蕃敦煌抄經概況與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簡論
八世紀中期，崛起中的吐蕃勢力迅速擴張，而安史之亂中的唐朝國運急轉直下。一張一弛之間，軍政交鋒引發文明的碰撞與交融。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和宗教聖地，深深吸引了被譽為藏傳佛教三大「法王」之一的吐蕃贊普--墀松德贊及其擁護者。除了開疆辟土和經濟利益，為了從這個「善鄉佛國」引進唐朝先進文化、汲取佛教思想，吐蕃軍隊從大曆十一年（776）起對敦煌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圍困，直至貞元二年（786）方實現和平佔領。

在統御敦煌的近七十年時間裏，以墀松德贊和另一位「法王」墀祖德贊為首的吐蕃統治階級大力扶植佛教，開窟造像，繕寫佛經。慕名而來的吐蕃僧團虛心學習敦煌佛經抄寫、管理制度的成熟經驗，官方同時組織漢藏兩種文字的佛經抄寫。敦煌大規模的寫經事業開始於吐蕃統治敦煌的中後期，即吐蕃第三位法王墀祖德贊執政時期（815-838）。墀祖德贊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當藏文佛經翻譯告一段落，他便發願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寫經事業，在敦煌以抄經坊為基層單位，形成了近七百人的多民族經生隊伍。可以說，這既是一次興佛壯舉，也是一場大規模的文字普及運動。

但是，由於墀祖德贊在吐蕃推行佛教至上的政策，如賜予僧人特權、大興寺院等，招致部分反佛大臣不滿。西元八三八年，墀祖德贊被謀殺，繼位的達朗瑪贊普下令滅法，封閉所有寺院佛殿，毀壞佛像和佛教經典，吐蕃本土的佛教勢力遭受了重大打擊。千里之外的敦煌雖倖免於難，但是大規模的抄經活動終止了。因此，敦煌遺書中的古藏文寫經都是在這短暫的十幾年中寫成的，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價值。

從藏經洞出土的古藏文佛教文獻看，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所抄之經主要為《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和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，其中數量最多的是《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本次上拍的兩卷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古藏文寫經是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。法國國家圖書館、大英博物館、日本天理圖書館、龍谷大學圖書館、臺北中央圖書館、中國國家圖書館、甘肅省博物館等均有收藏。

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也稱《大無量壽經》、《大經》、《雙卷經》，為淨土三經之一。謂過去有國王出家為僧，號法藏，發四十八願，稱「十方眾生，至心信樂，欲生我國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」。後成佛，名無量壽。其國土在西方，名為「安樂」、「極樂」云云。敦煌寫卷中有漢、蕃兩種文字的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，繕寫此經所作的功德是對吐蕃贊普的讚頌和祝福，當局十分重視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.t.999號卷子記載：「往昔，為天子赤祖德贊之功德，在沙洲敬寫漢、蕃兩文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法本，以此作為對百姓廣泛的教法大佈施。經卷彙集於龍興寺（敦煌十六座寺院之一）之經庫中，漢文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寫卷一百三十五卷，蕃文寫卷四百八十〇卷，計六百一十五卷。」

從這些寫卷的字形上看，九世紀初第二次藏文改革前的一般特徵明顯。吐蕃時期第二次文字改革前，藏文的書寫形式、文法規則、書法書品都與後期的藏文有著明顯的不同。

敦煌古藏文佛經有兩種裝幀形式。梵夾裝主要用來抄寫《大般若經》、《二萬五千般若頌》、《大寶積經》、《大乘經纂要義》、《入不思議境界》等吐蕃弘佛早期傳頌的經典。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、《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則為卷軸裝，藏文以硬筆（竹筆或木筆）橫書。從墨蹟觀之，多深淺不勻，有洇透現象，用墨含膠較輕。抄經所用的是寬約三十一－三十三釐米、外觀粗厚的藏紙，通常由多張紙粘接卷制而成，單紙長約四十五釐米，每紙兩欄，隔欄寬約一.五釐米，欄平均書寫經文約十九－二十一行。用於抄寫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的紙張裁切較為整齊，而抄寫《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的紙張則寬度不一，互相連接後不整齊。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抄寫一遍平均用紙三張，總長約一百三十五釐米，但抄寫多遍後粘接在一起的也很普遍。因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寓意吉祥，多為做功德的人僱人抄寫，視個人能力可長可短，多則十遍，少則一遍。

抄寫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所使用的藏紙，堅韌厚實，耐拉抗蛀，色呈灰白或淡黃。造紙的主要原料包括瑞香狼毒、沉香、山茱萸科的燈台樹、杜鵑科的野茶花樹和故紙等。瑞香狼毒有劇毒，雖然不是造紙的上乘原料，卻可以防蟲，有利於紙張的長期保存。

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抄經坊，寫經生終日疾書，校對人嚴謹勘核，佛經至少經過三校方能入函入藏。在這樣嚴格的約束下，產生了一大批高質量抄本。這兩卷書法流麗、紙墨精良的古藏文《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》寫經，見證了青藏高原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原文明的交流融匯。在吐蕃勢力撤出敦煌後的百年時間裏，藏語仍然是絲綢之路上的通用語言之一，而古藏文寫經的魅力日益被世人頂禮。

參考文獻：
黃明信，東主才讓，《敦煌藏文寫卷<大乘無量壽宗要經>及其漢文本之研究》，《中國藏學》，1994年5月
張延清，《吐蕃敦煌抄經研究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16年第一版
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，傅圖41號、42號、43號、44號、45號、46號、47號、48號